（张朋朋《文字论》代序）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传递信息和表达人的思想工具。从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只能是一种动物群体。只有人类脱离了叫声，有了语言，才产生了社会。究竟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谜。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最早是人类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所以，才有了语言；也有人认为语言是在视觉符号或动作表情的配合下极为缓慢地产生的。是不是智人出现，因为人类有了语言，才组成了社会？这都只是古人类学家的推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社会必定是和人类语言的产生相伴随而来的。所以，人类的语言是社会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种因素。

系统的文字遗存，至今可考的有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亚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和中国殷墟甲骨文。前三种都已失传，只有中国的甲骨文经过多次形体演变发展成今日通行的楷书汉字。但是，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现在可辨识的约有近两千个文字符号。所以，文字的起源一定要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得很多。东汉许慎认为文字源于结绳记事。考古学家们则认为，既然最早的文字大都是象形字，则文字可能是源于图画。尽管文字记录了历史，但是，至今的考古工作，对文字的起源还仍然处于一种近乎扑朔迷离的估测之中。 

文字的出现无疑改变了人类社会信息传递的时空局限。它远远超脱于语言那可怜的瞬息即逝的有限时空范围。对于这样两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工具，不同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意义有不同的估计。最早谈论语言和文字的，可以说是西方的希腊学人亚里斯多德。他在其著作中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文字的出现，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等的变化。这种文字观，遂成为以后欧洲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者的鼻祖。比他稍晚一些时候的中国西汉淮南王刘安，对于文字的出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他与门客合著的《淮南子》中说：“昔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于这个“天雨粟，鬼夜哭”，我们无论是作正面的理解，还是作反面的理解，都说明文字的出现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惊天地、泣鬼神，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见刘安的目光已经远比亚里氏高远和伟大得多！进入十七世纪，文字的出现已经和文明社会的进步水乳交融地共同发展了几千年。文字的威力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了。 

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L.H.摩尔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出现和用象形文字写文章。”（注1）他对于文字出现，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已有了正面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的这种观点，都加以赞同。而且在自己相关的著作中对摩尔根关于文字开启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伟大作用，也给予了充份的肯定（注2）。 

不过，几乎同时，在欧洲却发生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大兴起。稍后于摩尔根的索绪尔，仍然坚持亚里氏的旧论，视文字为语言的附庸。坚持文字是表现语言和记录语言的！他完全无视文字两千年来，与人类智慧结合所创造出辉煌文明进步的显著事实。而由他的弟子汇集成书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更一时成为欧洲“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到上个世纪抗日战争和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这种理论由一些留学欧洲的学者传入中国。特别是反右前后，这种理论一与文字改革和汉字落后论相结合，就形成一种学术霸权。反对者都会得到一顶‘右派份子’的政治帽子。然而奇怪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师’索绪尔自已却并不承认这一理论适用于中文和汉语。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又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表意的符号。”（注3）可是，甚至到了公元两千年之后，索绪尔学说的信奉者们，仍然称颂他们的先辈中国大师们是获得了索绪尔嫡传门徒的“真传”！（注4） 

尽管承蒙索绪尔比他中国的“真传”弟子谦虚谨慎得多，认为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语文，那么就一定适用于欧洲语文吗？我看也不一定。例如中国学生的哑吧英语备受诟病，但是，只要学够足量的的词汇（最少一万五以上）和文法知识，一样可以阅读需要的外文书报和获得必须的外文资料。还如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里，都非常宁静，阅览拼音文字书刊的读者们并不是必定先“语”而后知意；相反也是字形与字意发生直接联系，语音早被读者抛诸脑后。如有人一定要见字先“表现”一下“语言”，那么肯定他立刻就会被逐出馆外。而且，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二战首相邱吉尔就曾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他的哈罗公学的英文老师，如何教他们反复用各色笔分析文句构成，以至使他后来成长为著名的严肃文体大师。 

其实，中文从甲骨文开始，当时是由于书写工具的原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字简意赅与语言脱离的文体。历三千多年而不衰，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以这种文体载之。尽管历代文体皆有演变，如所谓诗、辞、歌、赋、词、曲、记传、骈体、近体以至书信、日记等，却无一是当时口语的记录，这是从来就无人怀疑的。因为古人决不会是‘之乎者也’地说话。鲁迅创造的人物孔已己整天地：“多乎哉，不多也！”那也只是对假斯文的讽刺。即使诗、词、歌、赋都有优美的音律，但这是文字与音乐的结合。如果一个人整天用诗、歌来说话，那他一定是个疯子。而且，这些文体更重要的是，包含在韵律优美铿锵中间的文字深邃动人的内涵。否则就成了《红楼梦》里薛蟠的“一个蚊子哼哼哼，…………。”那样的东西了。所以，古人称：“文以载道”。而不说：“文以载语。”奉洋人为神明，而且，还并没有完全学得洋人的精髓。这实在是近代学洋的末流。因此，语言是社会人自然习得的技能（除了聋哑人）；而文字却是要十年寒窗努力学习习得的本领。（注5）文字精妙的运用远比说话要难得多。所以，杜甫才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相反骂鸡的王婆，大字可以不识一个，却能滔滔不绝。如果文字真地表现语言，岂不冤枉死苦读的学子？而全世界的各民族又都努力以减少文盲率为荣干什么？！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提倡的白话文，虽说要明白如话，但也不是会说话就会写文章，它不过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文体而已，要写得好仍然要苦练文字运用的功夫！可是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竟有惊世骇俗将“古文选读”称之为《古代汉语》者。给人以怪诞而恐惧之感，有如僵尸复活，知道古人当时如何说话。唯观其内容却丝毫无改于标注古文旧作。难怪著名华裔作家唐德刚先生，闻而惊讶不已，终以无可奈何的长叹息！（注6）更为不幸的还是现在有些高校竟有“汉语言系”（不是教外国人），好像是高中毕业生，还要再上幼儿园！

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实践。凝聚着中国古人历时近四千年的智慧成果，通行于几乎整个东亚的汉字，竟先后被帝国主义份子改成拼音体的越南文、朝鲜文、缅文、蒙古文（西利尔字母）等。不学无术的福建人卢赣章也奴颜婢膝地大唱西文优越，“学会二十六个字母，拼法学会就会了英文”的无知怪论，当时也颇有些市埸。而后来被斯大林批判的马尔学派更伪装成进步，指斥中文为封建统治阶级御用工具。（注7）一时中文拉拼化的呼声，甚嚣尘上颇成气候。只是中文汉字是拼形表意文字，字音只有504个，即使算上四声也只有1100个音，同音字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注8)喊了几十年终迄无所成。但是在中文教育方面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注9），造成了许多混乱。从文字的启蒙教育开始，一改数千年从分析字形表意入手去认识汉字的传统（注10），而花费大量时间教与汉字字形无直接关系的汉语拼音。（注11）以至学生高中毕业也难改同音错别字连篇的毛病。反过来却又成为文改先生们制造中文难学的口实，真是所谓又种蛊又卖饭，里外都是他们正确。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取消了文字改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开了真理探索的新局面。汉字落后论日益为有识者所不齿。特别是汉字进入电脑成功、激光照排印刷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汉字在工业机械化时代的落后面貌，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体系（注12）。只是索绪尔的错误理论和在中国文字上的错误应用，仍然被某些人以非学术手段推崇为不可讨论的主流。如所谓“社会语言学家”的陈原先生，在他的专著《社会语言学》中，竟以轻蔑嘲讽的口吻对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字创造文明的说法，讥之为：“逻辑的倒置”（注13）。他根本就没弄明白，语言有如流沙，座落在这上面的人的思维或智慧转瞬就会“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而文字则有如坚实的土地，它不光是记录了人类的智慧、经验、成果使其传之久、远，而且会使人类社会的一切思维活动、信息传递，系统化、集中化、抽象化、理论化并且可以进行智慧与经验的再思考、再创造、再研讨。从而产生更高级、更精练、更伟大的成果和发明！这就有如攀登高峰，一步步必须是落在坚实的基础上，在流沙上则只能原地踏步一样。文明!文明!是文字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而不是语言!不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的文明。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天文学方面的例子。在十六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出台之前。地心说已经统治了西方天文学一千多年，而且还形成了一个似乎颇能自圆其说的托勒玖体系(尽管它也是用文字表示出来，不是通过语言传述下来)。当这种学说一与权势结合，就在学术界形成一种可怕地停滞力量，于是伽利略因为支持哥白尼被审判，G·布鲁诺因为同情哥白尼而被烧死。随后丹麦人B·第谷用了二十年，留下了他千幸万苦地观测行星运动的丰富的纪录。如果文字就像陈原先生或者诸多语言学权威所说的那样，只限于记录语言或者也包括客观事物那样。那末伟大的日心说也许就会永远在第谷那里停顿不前了。可是事实是后来的J·克普勒，正是运用了第谷的资料，在文字的帮助下进行了反复的再分析、再研究、再思考，并加以综合，系统化，终于发明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后来牛顿又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艰苦地努力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至此，地心说才算大势已去！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天文照像术的发明，弄清了恒星视差，发现了宇宙竟是超乎人们可能想象到的浩瀚而巨大，才使日心说终于完成了它无可辩驳的正确地位。经过两千年的斗争，地心说陈旧的‘公理’终于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不仅要问问陈原先生和语言学的大师们，难道这些成就都是可以用嘴巴说出来，再经过文字记录下来的吗？！ 

不错，现在世界上据说有三、四千种语言（包括方言，但不包括无法计数的方音），而现有文字不过二百种（注14）是不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仍处于蒙昧社会？这有三种情况：第一，如中国，多民族共用一种文字体系（当然也包括历史上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诸多民族）。也如英国的威尔士、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及不列颠大英联邦诸民族共用一种大体相类的英文。第二，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发展自已的社会文明。如：马来西亚借用中文、英文。第三，如太不洋诸小岛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则仍处于落后的社会状况。但二战太平洋战争后，借助于外来的文明，情况已发生根本改变。所以，文字与人类智慧结合可以创造出伟大的文明，这一事实是无需置疑的客观真理！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文字和语言的应用与理论倍受欧洲“语言中心主义”的影响和侵扰，被弄得十分混乱。特别是“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打乱了我民族的只有文字学、音韵学的传统，标新立异创制语言学。并散布汉字落后论，散布中文拉拼化。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经过近一纪二十年的大争辩，中文在信息时代的大成功，国家终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公布施行）确立了“规范汉字”为我国通用文字的永久地位。现在张朋朋先生这本《论文字》可以说是对近二十年来文字与语言理论中对错误和混乱澄清后的总其大成者。朋朋先生在欧洲从事中文教学，先后达八年之久。对于索绪尔和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理论均有系统而直接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他在中文与汉语的实践教学中，重新对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进行了实际的检验，从而进一步肯定了自已的正确认识。所谓实践出真知。使得汉字从原来被误解为难学难认的一种文字，回归为真正易学易认和字形理据性极强的文字。他创造语、文分开，否定语文一体的教学方法，为中文与汉语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可谓功莫大焉！同时，终于冲破多年洋泾滨式语言学的迷雾，从理论上打破了“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的陈旧而错误的‘公理’，使我们在这个领域找到了系统的真实！让文字终于回归到她的伟大与光明！！

八十社会学人欣然命笔于06年中秋前后 

作者简介：毕可生1927年出生，曾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甘肃省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分部副主编。近年来主要研究语文社会学问题，先后发表《汉字社会学研究》、《汉字发展规律社会学考辨》、《走出西方语言学的误区》等论文。